设计公司-美学设计知识- 美学：要思惟仍是要知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跟着人文科学领域对宏大叙事的普遍抛却，美学这个曾为中国当代思惟启蒙提供了巨大理论支持的学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庸人气味——在一片后现代的解构声中，它失去了理想指向和自由本质，由思惟的表达蜕变为一种知识的陈述。在这种语境中，研究者们已习惯于用“述而不作”来声名自己对经典的忠诚。甚至，抛却思惟不仅不意味着对知识者天赋使命的逃避，反而意味着一种谦逊的美德。
放在美学史的序列中，我不知道后人将如何评价今天的美学现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今天美学专著、论文的批量出产并不意味着学术的真正繁荣，一系列自我标榜的“原创性”或“填空缺”之作，也并不能掩盖这一时代思惟的整体匮乏。在此，一个严重的题目也就被提出来了，即美学到底是一种知识，仍是一种思惟。显然，知识是一种经验的累积，它面向历史。而思惟是思惟者确当下思惟，思惟的在世性使它可以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讲，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对思惟品格和启蒙态度的抛却，必定为它的历史价值带来灾害性的影响。
与其他人文和天然科学不同，美学的一个本质性特点就长短功利性。在日常糊口中，功利性往往与现实性相连，即一门学科可以直接天生改进现实状况的知识和技术。但从美学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人类对美的追求既不可能增加财富，也不可能为现实出产实践提供直接指导。好比，一个艺术家，他从来不会由于学了美学而成为一个艺术家，相反，美学家则大多靠寄生在艺术家身上而成为美学家。也就是说，这门学科不是指导艺术实践，而是永远滞后于艺术实践。同时，近年来，研究者们为了克服美学作为“无用之学”的焦急感，创造出了一系列实用性的学科分类，如服装美学、烹饪美学等，但这种对现实的屈服和谄媚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实际效果。服装设计师从来不读美学著作，并不妨碍他设计的时尚性；厨师从不读烹饪美学，也不会减损他作为一个名厨的技能。相反，对服装和厨艺侃侃而谈的美学家们在相关技术上，却可能连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也比不上。由此看，从求知和实用技能角度为美学定位显著是一种误断。
那么，美学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或者说，在今天这个普遍功利化的时代，它如何在价值层面确立存在的正当性？从前面言及的非功利特点可以看出，假如现实是功利的，那么美学必定是超越功利的；假如现实长短自由的，那么美学必定是指向自由的。也就是说，美学的价值不在于对现实进行是其所是的陈述，而在于对其应然状态的价值引领。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爱美的天性就是爱理想的天性，美不但是人的本质气力的感性显现，更是人的本质气力的理想实现。据此，美学这门学科就不是靠对现实实然状况的揭示来彰显其价值，而老是要靠与现实保持张力来确证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美学的最终价值归依不是此岸，而是彼岸；不是现实，而是理想；不是生存所需的知识技能，而是一种引领人走向超越之境的自由思惟。
从以上分析看，美学这门学科带有光鲜的乌托邦气质，它的话语本质上是一种乌托邦话语。这种气质和话语方式，使它与今天这个以消解崇高、解构理想为使命的时代显得极分歧拍，也是它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逐渐被边沿化的主要原因。今天，在美学研究者内部，对理想主义和宏大叙事的拒绝已成为一种学术时尚。受其影响，任何建构学术体系的努力都会被视为铺张智力的无效劳动，任何思惟的创造都会因“学理性不足”受到质疑和嘲讽。在此，没有思惟不再是美学研究者的耻辱，而是一种由无尽的谦卑搭建的荣誉的纪念碑；抛却最终关怀、为一些无关痛痒的学术枝节题目损耗精力，则足以让人沾沾自喜。尤为让人忧虑的是，在当代学术日益体系体例化的背景下，所谓的学术越来越异化为一种手段和权力，很多自命的美学“学派”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帮派性质的利益共同体。至此，谈论美学的理想主义或乌托邦精神，显著体现出前所未有的荒诞性。
李泽厚先生曾经在1980年指出：“现在有很多兴趣美学的青年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苦思冥想创造庞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知识也没有。因此他们的体系或文章常常是蜃楼海市，缺乏学术价值。”这一言论一度成为90年代以来美学界拒绝宏大叙事和独立思惟的借口。但必需看到的是，经由20多年来的学术积淀，当代美学研究者对中西美学知识的把握已不是那一时代的人所能相比。同时，“蜃楼海市”式的思惟体系虽然缺乏学术价值，但假如由此认定无须为此努力则更是学术界的大悲哀。9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普遍存在着一种相称怪异的心态，即：一方面临西方日新月异的思惟体系趋之若鹜、顶礼膜拜，另一方面则对任何本土性的独立思惟无穷贬低。这种只准西方人思惟而不准中国人自己思惟的状况，不但对中国美学自身的成长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也无形中为中国美学的全面西方化提供了心理泥土。
如前所言，美学的非功利性意味着它对现实的超越，而这种超越则必定要许诺给人一种自由境界和审
美理想。对美学研究者而言，这种自由首先应表现为一种不设限的思惟的自由。在此，任何知识的积累都应该给自由思惟做预备。相反，假如知识的累积反而导致了审美理想的丧失和对自由思惟的抛却，那么这种知识累积的价值就是殊可怀疑的。同时，审美理想的价值在于对人确当下生存提供一种悬于未来的召唤和指引，假如美学研究者一味用实证保卫自己作为学者的荣誉，用拒绝思惟证实自己学术立场的严谨，那么，这种所谓的美学实在已与美学自身的学科本性发生了南辕北辙式的偏离。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固然看到了成批的美学专著和论文泛起，但美学作为美学存在的精神实质却不可避免地逃逸了。在当代，对80年代“美学热”的追忆已成为很多学者内心挥之不去的情结，但我以为，对美学之为美学的根本价值的抛却才是很多读者退席而去的根本原因所在。看不到理想和自由精神，找不到对天人道命的大悲悯、大关心，而只是一些陈腐的无关痛痒的知识的堆积，由此，美学的死亡就不是来自受众的遗弃，而是由于它自身出了题目。
孔子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种忧患恰是对人类命运的大悲悯大关心。而要解决这种忧患，则必需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式的学术使命和情怀。对于中国当代美学而言，它缺少的不是穷经皓首的知识匠人，而是具有博大胸襟的真正思惟者；不是琐琐碎碎、缝缝补补的知识碎片，而是兼顾学理性和历史感的新型宏大叙事。这种叙事固然曾因历史的原因沾染上污名，但失去了它，则注定会使中国当代美学长期陷于平庸状态。
作者简介：
刘成纪，1967年生，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郑州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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